由2010年法定最低工資立法，並於2011年起正式實施以來，香港最低工資由每小時二十八元，歷經數次上調，至去年達到四十元大關。臨近五一勞動節，最低工資每年如常成為討論，雖然按法例最低工資每兩年會經委員會檢視而作出調整，但兩年一檢的成效被詬病多年，適逢香港最低工資委員會去年提交改善檢討機制報告，包括將兩年改為一年及就設立最低工資水平調整設立一個方程式等，且政府承諾月內就機制作出回應，令香港最低工資政策走到立法十四年以來的最重要路口。
最低工資，但在香港由立法以前到今日，依然有資本界代表張宇人二十多年立場堅定，始終如一地反對最低工資。張宇人站在勞工方對面的史績聞名，早年在公眾論壇上認為最低工資水平應設限於每小時二十港元，引來各界譁然，更當場被觀眾以二十元紙鈔撙面，「廿蚊張」稱號從此不徑而走，但令人意想不到是，直到最低工資立法十四年後，張宇人在訪問中又再提出取消最低工資，稱不可能將最低工資跟隨通脹水平調整，指願意以一萬八千元月薪聘請洗碗工，更將最低工資推諉成政治人物的選舉操作。
最低工資令成本開支上升，因此跟隨通脹推高最低工資最終會再提高通脹的惡性循環，一直是反對最低工資的鐵板論點，張宇人在訪問中以南美國家通脹率達百分二百作例子，指不可能最低工資亦同樣提升同一水平。
這個說法已經完全和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背道而馳，基本概念下一個健康的社會中，生產力而換來金錢，最終會轉化成消費力，從而因供需導至物價上升，所以健康的社會每年都會出現百分之二到七的通脹，視乎地區的生產力結構。但到通脹率達百分二百的社會，一般而言伴隨的是貨幣貶值，是經濟系統結構性崩潰，張的說法是以一個極端例子滑坡討論正常社會的經濟民生政策，何況通脹數字牽涉不單人力成本，原則而言，跟隨通脹調整薪酬對整體通脹影響不到千分之一，而目前要討論設立的調整方程式，理論上是最好解決勞方權益和市場機制平衡的做法。
但最令人心寒，是張借機將最低工資政策和政治操作綑綁，有如月初盧文端在報章就垃圾徵費撰文，企圖將不順遂不順眼者大扣國安帽子。最低工資的確在不同社會中，不時成為選舉招徠，但多年來香港選舉大多聚焦的是意識型態，而當一個政策最終推及至政府落實，就已經無從再和選舉操作相提並論。
代入張宇人的思考領域，如果每次調整薪酬就需要有生產力的上升，勞方付出都需要機關算盡，畢竟多年來張宇人有過其他令人匪夷所思的資方言論，包括「午膳時間不應計薪」、「男士僱員放侍產假前需有兩日通知期」，立法會議員又何否按開會次數計算薪酬，甚至，反正只是橡皮圖章，不如帶頭降薪，為自己言論知行合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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